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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积极吸纳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2]《春秋繁露义证》，第27页。《说苑·修文》篇云：商者，常也。

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亨，妇从夫为昭穆。陈立《公羊义疏》云：以《春秋》当新王，不能见之空言，故托之于鲁，所以见之行事也。孔子用文与质形容野人和史官，认为野人直情径行，质朴有余而失之于鄙陋，史官修饰过度，君子则要求文质兼备。其中文质说中的亲亲、尊尊原则是礼制损益的根本。康有为认为尽管天下之道，文质尽之，但总体的趋势是向文的方面发展的。

然而商夏也是法天地阴阳，所涉及到的具体的制度，以及制度所反映的亲亲与尊尊的倾向，与文质再而复基本上是相同的。从称号上讲，皇、帝要尊于王，然而皇、帝是后人追加前代之号[88]，虽然尊贵，但是现实中的封国却越来越小，董仲舒所谓远者号尊而地小[89]，故有绌为五帝，推为九皇之说。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积极吸引儒士，兴办儒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

儒学在河西凉州一带能够迅速兴起和繁荣，既依靠早年迁入的中原名门望族，更离不开大量避祸西迁的中原儒士。广义上讲，汉族与少数民族本就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在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强大皇权，逐渐重振了官僚政治[5](12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其次，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冼夫人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忠心事主，但并非死守愚忠于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是先后忠于梁、陈、隋三朝，其核心思想是维护国家的大一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

本文借用耦合和渗润这两个专业术语来表述民族间的互动、影响和融合。有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不可以做天子的论调实际上是晋朝极力宣扬并刻意渲染的，以此来反制少数民族对晋朝政权的觊觎和冲击。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传入中原，给汉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向慕汉文化，并积极汉化，北魏孝文帝就是大力推行汉化的激进改革者。

渗润（Infiltration）原系地球科学术语，专指水分子对土壤、植被等的渗入和滋润。对此，有学者指出：凉州一带，自张轨以来，中原士人避难者多往依之。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大一统意识不仅有利于抵御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到了唐代，原北魏皇族和贵族集团后裔已基本汉化，成为华夏族的一员，如拓跋氏后裔元稹、秃发氏后裔源乾曜等都已经成为典型的儒家士大夫。

当时很多汉人将天子宝位看作是汉人的私家领地、少数民族的禁脔，比如刘琨就坚持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晋书·石勒载记上》）。以前秦苻坚为例，《晋书·苻坚载记》载，在淝水之战前，苻坚就曾披露心迹道：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朕方将混六合以一家。

保守的士大夫自然视其为正统，而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伪。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也是在和而不同基调下展开的，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也得益于传统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

从两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可见，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三百多年分裂动荡、战乱对峙后仍能分而不崩、离而不析的关键。此后，北魏以及北魏分裂出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虽都屡屡进攻南朝，但都无功而返。苻坚每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对那些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加以旌表。民族融合不仅给政治格局和官僚体制带来极大的影响，也给社会道德生活以及伦理观念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而支撑这种价值观念的就是大一统思想。少数民族政权虽荡涤了虚浮的玄学，但并没有排斥汉人的儒学。

北方少数民族的强悍进取精神决定了在南北对峙中，彪悍的北朝多能在气势上压倒侈靡柔弱的南朝。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始终坚持自己一方才是天下正统，而视南朝为僭伪，就像南朝视北朝为僭伪一样。

即便从先秦到两汉魏晋时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但从族源上其实都是一家人。基于此，国家治理应修其教，不易其俗。

《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在晋宋禅代之际，杨盛嘱咐儿子杨玄：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善事宋帝。

[8](559)应该说，儒家文化的渗润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在各少数民族政权中逐渐树立起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可见，民族融合更多表现在文化和社会风俗的交互影响上。在谈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这里，他自认为上应天符，拨乱反正，而且获得民众拥戴，完全是正宗的天子，是天命所归、万民拥戴的正统，而晋朝则已经远窜扬越，没有资格再做中原主了。

一方面，随着民族交流的深入，少数民族酋豪为了维护统治，重用汉族士人帮助治理国家，形成了由少数民族酋豪和汉族士大夫联合组成的统治集团。南燕慕容德也敕建学官。

但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上下尊卑和君臣观念也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得以迅速强化。相对于汉人士族门阀建立起的东晋及宋、齐、梁、陈，民族深度融合的北方政权在精神气质上则少了一分绮靡华丽，多了几分粗犷豪放。

正是在对中华文化和伦理认同的基础上，56个民族才凝结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这也正是和而不同思想在筑牢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所在。既有如刘渊、石勒那样一心想取代晋而为正统的少数民族酋豪，也有杨氏父子、姚弋仲那样尊奉晋、宋为正朔者。

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综上，尽管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冲突加剧，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加速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聚和形成。后赵石勒立太学和十余小学。

3. 儒家伦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在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时，有学者指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要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传承并创新性地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过程中作为精神密码的中华伦理认同。在传播过程中，儒家伦理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

比如，《晋书·段匹磾传》记载，少数民族首领段匹磾忠于晋朝，自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五胡乱华这段历史在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占着关键性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了‘五胡乱华这段历史，才有了现在辉煌于世界的中华民族[1]（概说2）。

隋灭陈后，冼夫人率众归顺隋朝，维护了大一统格局。随着中原丧乱、晋室南渡，儒学从中原汉文化圈向塞北、辽东、凉州、江南、岭南等民族地区传播辐射。